《人类学学报》: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的大缺齿鼹化石

李斯特文卡遗址出土的缺齿鼹标本。(受访者供图)

李斯特文卡遗址出土的缺齿鼹标本。(受访者供图)

李斯特文卡遗址文化遗物。(受访者供图)

李斯特文卡遗址文化遗物。(受访者供图)

(蜘蛛网eeook.com报道)据重庆日报:1月19日,记者获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率领的小哺乳动物考古研究团队,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在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中发现大缺齿鼹化石。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这种动物化石,反映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已经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大缺齿鼹等小哺乳动物作为重要的食物资源。这项研究成果近日以《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的大缺齿鼹化石》为题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

据了解,武仙竹从2013年起开始深度参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小哺乳动物考古工作。《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的大缺齿鼹化石》这篇成果是他与团队成员陈育芝,以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功勋科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以下简称尼古拉院士)合作数年得到的成果。

武仙竹介绍,李斯特文卡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出土一批动物化石,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中西伯利亚考古学与古地理研究中心(尼古拉院士为中心主任)。2016年以来,他和团队成员数次来到遗址现场和研究中心,并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与俄方考古学者联合开展小哺乳动物考古研究,他们通过筛选法、水洗法,在大量化石中发现大缺齿鼹化石。这种化石从未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过,这让考古学者感到欣喜。

武仙竹介绍,大缺齿鼹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至西伯利亚地区,这种哺乳动物比常见的老鼠稍大,冬季不休眠,在土质疏松、潮湿、肥沃的地方挖洞穴居,以昆虫、蠕虫、蚯蚓、蜘蛛等小动物为食,每天所吃食物重量超过自身体重。

“保暖和在冰雪环境下获取食物资源,应该是早期人类定居西伯利亚寒冷环境必不可少的两大生活技能。”武仙竹说,西伯利亚地区古人类遗址分布广泛,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完全适应并长期生活在此处。李斯特文卡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遗存丰富。学界一直对该地点以及本地区其它时代相近遗址有所疑惑,即冬季人们依靠何种方式获取食物资源?

武仙竹表示,通过对李斯特文卡遗址大缺齿鼹化石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大缺齿鼹掘土(雪)时会留下隆起条带,容易被古人类发现和捕捉,“该遗址发现的箭镞、嵌柄石刀等可能用于狩猎大型哺乳动物,骨刀、圆刃端刮器、象牙刺刀等类器物可能用于捕捉鼹类动物,大缺齿鼹应是当时人们主要的肉食资源。”

相关报道:武仙竹小哺乳动物考古团队在西伯利亚取得重要新成果

(蜘蛛网eeook.com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曾江 通讯员 傅裕):我国科技考古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运用新技术,开辟新领域,小哺乳动物考古就是其中一种,该方法在关于人类历史演进和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是有待大力开展的考古研究新领域。重庆市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首席专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近日向记者透露,他率领的小哺乳动物考古研究团队,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对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动物化石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该遗址中有批量存在的大缺齿鼹化石,这反映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人们在寒冷的冬季,可能把捕猎大缺齿鼹等小哺乳动物作为重要的食物资源。

据介绍,小哺乳动物考古通过筛选法、水洗法,从考古现场提取小哺乳动物遗骸,再结合古生物学和动物考古学,对发现的小哺乳动物标本进行动物种属鉴定、古动物群生态研究、古动物群与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研究。

武仙竹团队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学等学术单位合作建立的中俄科技考古研究所,长期在西伯利亚开展科技考古合作。武仙竹向记者介绍了他们此次合作研究的背景和主要收获。人类最初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是从气候温暖的热带、亚热带向温差变异显著的温带、寒温带扩散。从温暖的热带、亚热带向年均温较低的温带、寒温带等高纬度地带扩散,需要人们必须已具备掌握用火、缝制衣服、建造御寒的居址等高级的文化适应性行为。用火、缝制衣服、建造御寒的居址等文化适应性行为,可以是人类适应寒冷气候环境的保暖措施。但仅有保暖措施是不够的,人们要在寒冷地区定居生活,还必须要掌握在寒冷气候环境下不断获得食物资源的技能。保暖和在冰雪环境下获取食物资源,是人们在寒冷冰雪地区生活必不可少的两大生活技能。

西伯利亚地区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已发现了人类活动遗址,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旧石器、用火遗迹、早期房屋建筑等,在西伯利亚地区都有发现。但以前人们对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自然环境的总体认识是——气候寒冷、冰雪覆盖是该地区的总体气候特征,植被以冰缘森林—苔原环境为主,动物群以适应冰雪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为主。

武仙竹表示,数十万年以来,人类旧石器时代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活动,究竟是短暂的季节性行为(夏季迁徙至该地区、秋季离开该地区),还是一年四季已在该地区长期定居呢?在世界考古学上,这是人们广泛关注但还未解的科学之谜。

大缺齿鼹是一种小型食虫目动物,习惯于在雪下活动,但在雪地表面会留下高高隆起的条带状雪垄。人们掌握它们的活动规律后,沿着雪垄会很轻易地找到并挖掘出它们。此次,他们在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发现批量大缺齿鼹化石,取得重要成果。该成果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小哺乳动物考古技术的研究与实践”、重庆市研究生教学改革重点项目“考古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等课题资助完成,论文近日发表于最新一期的《人类学学报》(2021年第6期)。该批材料的发现,表明李斯特文卡遗址古环境并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处于冰缘森林—苔原和干草原—苔原环境,而应该是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水量比较充足且分布有泰加林和阔叶林组成的混交林地,具有软体动物、小哺乳动物、大哺乳动物等属种多样的良好生态环境。李斯特文卡遗址大缺齿鼹标本的研究,反映古人类在西伯利亚地区严寒而漫长的冬天里可能把捕捉大缺齿鼹作为重要的食物补充,为我们深入分析亚洲古人类文化交流、古人类体质进化及适应寒冷环境的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研究鼹科动物起源与演化等提供了重要研究素材。

相关报道:中国考古研究需要国际视野——专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

(蜘蛛网eeook.com报道)据重庆日报全媒体(赵迎昭):“从事中国考古研究,除了关注国内发现,我们还要具备国际视野,把中国考古学置于世界考古学地理范畴之内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力。”1月19日,重庆英才、重庆市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武仙竹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最近,武仙竹团队和俄罗斯考古学者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的大缺齿鼹化石》,公布了首次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大缺齿鼹化石的重要发现。据悉,自2013年起,武仙竹已先后十余次造访西伯利亚地区,和俄罗斯考古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俄两国考古学者相遇,碰撞出了哪些火花?

2013年起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谈到武仙竹的国际考古工作,有一个绕不开的人,他就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功勋科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以下简称尼古拉院士)。

2013年6月,武仙竹在宁夏举行的“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尼古拉院士。“尼古拉院士是俄罗斯的著名考古学者,他不仅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遗存有着深入研究,还非常关注中国考古动态,我们一见面就聊起学术话题。”武仙竹回忆,当时,尼古拉院士邀请他到西伯利亚地区联合开展考古工作,或许会有非同寻常的发现,他欣然应允。

2013年10月,武仙竹来到西伯利亚李斯特文卡遗址,这座遗址位于西伯利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尼古拉院士就在这座城市工作。“李斯特文卡遗址依山傍水,坐落在一个向阳的阶地上,漫山遍野都是桦树和松树,色彩绚烂,分外迷人。”首次西伯利亚之行给武仙竹留下深刻印象。

2014年9月至10月,武仙竹还在尼古拉院士带领下,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沿着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溯流而上,最终到达图瓦。一路上,考古学者们调查沿线文化遗存、参观博物馆,从森林地貌到山地地貌,再到草原地貌,此次学术考察让武仙竹感受到西伯利亚的神奇与辽阔。

让他感到欣喜的是,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岩画、古代遗址、墓葬中,出现了和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化元素。原来,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就像浪潮一样一波一波地向西伯利亚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所以,西伯利亚地区保存的旧石器以来的文化遗存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激发了武仙竹在该地区开展国际考古的浓厚兴趣。

在俄罗斯发现刻着篆书的中国器物

2014年在叶尼塞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时,武仙竹在米努辛斯克市博物馆看到了一件考古出土的中国明代皇城内所使用的“驾牌”。这块“驾牌”铸造精美,正面中部竖列阳刻篆书 “驾牌”二字。这让武仙竹深感惊奇:“西伯利亚地区为何发现中国明代皇城使用的器物?”

“研究发现,这块‘驾牌’应该与明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有密切关系,‘土木堡之变’标志着明王朝由盛转衰。”武仙竹介绍,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英宗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在居庸关外土木堡全军溃败,明英宗被瓦剌俘虏。

据文献记载,当时瓦剌势力范围以今俄罗斯叶尼赛河、鄂毕河上游为主。如今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正好是瓦剌势力范围的核心区之一。英宗亲征时,御马监太监喜宁、少监跛儿干从征,带领着御马监勇士营护卫皇上,并负有监军之责。喜宁、跛儿干与瓦剌关系密切,均临阵投降。

“由喜宁、跛儿干负责管带、训练的大内勇士营中,肯定也有投降于瓦剌的。”武仙竹说,这些大内勇士营禁军,他们随身佩带的宫城通行证,正是这种特制的“驾牌”。因此,瓦剌腹地米努辛斯克盆地所出土的 “驾牌”,很有可能是喜宁、跛儿干追随者投降瓦剌时携带过去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瓦剌人抢掠所得。

尼古拉院士在中国也参与了考古工作,对重庆历史文化兴趣浓厚。

例如,2015年,武仙竹、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尼古拉院士联合发表了《黄胸鼠骨骼在古代城市考古中的发现》一文,对重庆宋代老鼓楼衙署遗址新发现的小哺乳动物黄胸鼠骨骼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宋代南方城市环境中,已经存在黄胸鼠与人类伴栖、共存的城市生态。

中俄睦邻友好的生动写照

在武仙竹看来,中俄联合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

“除了工作上的严谨,让我感动的还有尼古拉院士等俄方同仁对中国的热爱和帮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俄睦邻友好。”武仙竹笑着说,尼古拉院士等俄罗斯学者非常乐于和中国学者打交道,西伯利亚居民也非常欢迎、尊重中国人,很多人会主动用中文笑着说“你好”,“我们互相拥抱、互致问候,像是和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

武仙竹说,今后,他除了将和尼古拉院士等俄罗斯考古学者开展密切交流合作,还将帮助尼古拉院士实现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在汶川地震后,尼古拉院士所在学校曾邀请一批灾区儿童前去疗养,“尼古拉院士非常想看一看汶川重建之后的模样,今后,我要陪同他实现这个愿望。”

“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最连贯的考古遗存。此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文物保护和考古机构,我们的考古学科应该在世界上有更强的影响力、话语权。”采访最后,武仙竹说,通过和俄罗斯考古学者数年交流合作,他感受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必须要具备国际视野,在考古交流合作中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他和团队成员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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