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治政权压力下选择迎新历年或旧历年也成为当时台湾人的难题与文化抵抗策略

（蜘蛛网eeook.com报道）据《研之有物》撰文：YICHEN WANG 编译：林洵安）：「新年」是一整年最重要的节庆。 从清末至今，台湾历经不同政权，从一个年演变成两个新年，新旧文化交错嫁接地存在。 在日治政权压力下，选择迎新历年或旧历年，也成为当时台湾人的难题与文化抵抗策略。 研之有物专访中研院台湾历史所研究员林玉茹，以 4 名台湾仕绅为本，从他们的日记一起来回顾，过去的台湾人都过哪个年？ 又是怎么过年？

「5、4、3、2、1，新年快乐！ 」跨年倒数，陪伴许多人迎接新的一年；紧接着，充满「年味」的围炉、压岁钱在农历新年登场──现在的我们已经很习惯过上「两个年」。 但一百年前的台湾也是这样吗？ 台湾人何时开始过起现代新年呢？

「日治时期」是转变的关键。 清末到日治时期，台湾人从传统旧历年，逐渐转变为两度迎年。 林玉茹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旧历元旦的延续与变容（1890－1918）、新历元旦的引入与竞争（1896－1918）、两度迎年：规训与不完全同化（1919－1936）、皇民化的抑制：旧历新年的抵抗和隐形（1937－1945）。

过去的台湾人如何过新年？ 先让我们看看以下场景：

1911 年，住在台中丰原的张丽俊，除夕夜凌晨3点起床，点烛焚香、恭神敬祖，此时的街头「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 9点他带孩子烧纸钱，午后往慈济宫、广和宫进香，玩梨园，傍晚赴晚宴。

从张丽俊的日记可以看到，家户热热闹闹欢庆传统新年，以各种传统仪式迎年，这也是清末以来多数台湾人的新年生活。

时间回到 1895 年，日本统治台湾后，象征现代化的公历被引入。 1909 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太阴历；但为了怀柔治台，仍允许台湾人过旧历年，从学校及政府机关渐进推动新历年。

居住在新竹的黄旺成，先后担任公学校老师、西席教师（家庭教师）。 从他的日记《黄旺成先生日记》，虽然他仍过旧历年，但学校作为废旧历的重点场域，多少影响了这些学童家庭。 例如，1912 年除夕，由于废旧历，黄旺成必须到公学校上课，结果学生人数过少而停课。 来年初一到初三，学校规定上半天课，来的学生还是不多。 一直到 1916 年，除夕当天包含校长演讲、训话共上了三小时，显示学校循序渐进地打压旧历年。

然而，常民文化并不容易被撼动。 担任保正（类似今日的村里长）的张丽俊，接受的是传统汉学教育。 因为保正身分，张丽俊在 1907 年时曾参加官方新年活动，他描述现场觥筹交错、杯盘狼藉，因为日人习惯在春酒宴喝得烂醉。 当时，仅少数与官方相关的台湾人会参加新年贺庆，返家后也不过节。

从他的日记《水竹居主人日记》，他始终使用农历为主，也一直维持过旧历年。 这也是 1918 年以前台湾人的节庆习惯，多数人一如往常过着旧历元旦，日本引入的新历年并未普及。

改历虽然被视为同化的第一步，但前期成效只让部分台湾人在元旦时挂上门松、国旗和稻草绳，「配合过新年」。 实际上，多数人还是遵循旧历传统。 张丽俊在 1916 年时首度在新历年张贴春联，日记中却诚实写道：「只是聊应故事而已。 」

直到 1910 年代末期，气氛开始有了改变。 1919 年，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改采内地延长主义、推行同化措施。 城市里的商家在元旦歇业，中上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过起新历年，参与日本带入的新年活动，夹杂新旧元素的新历年开始盛行于大城市。

例如，张丽俊、黄旺成频繁参加台湾人举办的春酒。 1930 年时，就连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也经常出席类似尾牙的「忘年会」活动。 其中，「名片交换会」规模不断扩大，从几百人变成千余人。 后来还有许多妇女团体加入，甚至出现了女性名片交换会，显示职业妇女已然成形，女性的地位及意识渐渐抬头，就连新年活动也打破性别藩篱。

“新年出游，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蔚为流行。”

林献堂的日记便反映了上层阶级的节庆生活，显示他如何从过一个年到两个年。 作为全台知名人物、传统大家族、抗日份子，《灌园先生日记》林献堂家中到 1929 年才庆贺新历年，子女会向父母行元旦祝贺礼，参与公学校的祝贺式。 然而，拜祖先、围炉等传统祭仪依旧在旧历年进行，显示他的心中仍以旧历为重。

“1920 年代以后，大城市里中上阶层的台湾人，普遍过起「两度迎年」的生活。”

贴春联、春酒、围炉、烧香拜佛等传统习俗，也同时混用在农历年与新历年。 林玉茹认为，如果没有后续战争，妥协式的「两个新年」模式，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情规模扩大，局势有了变化。 新任总督小林矶造以皇民化为治台方针，要将台湾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 其中之一就是「废旧正」，严格禁止过旧历年，更在旧历新年实施「勤劳报国周」，要求劳工继续上班。

但在高压恫吓下，旧历年仍未消失。 过年时的肉猪需求一向特别高，1938 年报载彰化市宰杀了450 头猪，虽比前一年减少，仍远高于平日的 50 头，市民其实依旧偷偷地过年。 基隆市街上虽不见娱乐活动，但私下赌博情况盛行。 就连台北街头也涌现打扮时髦的男女，电影院人潮满座。

旧历年禁令非但无效，反而招来知识分子的抵抗。 留日归国的医师吴新荣，在日记中写下：「在乡下生活的人岂能够轻易地忘却数千年来的习惯吗？ 」，他甚至批评殖民政府：「打破迷信、革新政策，本来一直是我们所赞成、主张的，但是我们对于这段期间所实行的强制手段和愚民政策无法认同。 」

在警察与保甲严密监控下，废旧正还是达到了一定效果。 日治末期，部分的城市青年逐渐只过新历年，不过旧历年了，而且一定得要参拜神社、去游乐园才像过新年，爆竹及春联也在农历年间消声匿迹。 然而，许多台湾人自有隐形、地下化的对策。 例如，吴新荣到友人家参加「旧历年末的小宴」，「在三楼的小阁楼，节制地过了两三小时」。 林献堂一家直到日本战败，都还是在旧历除夕「如例」围炉祭祖，过着隐形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是农村，虽因战时配给制度不得不过新历年，底层台湾人依旧以旧历年为主，只是将仪式隐形化。 这也是为何战争一结束，百姓立刻欢天喜地过起旧历新年，新历年反而无人问津。

日治时代，台湾人的节庆生活从一个年转变成两个年，新旧年在政权影响下竞争更趋白热化。 旧历年从未完全消失，但新历年接受度则有地区、城乡、阶级、行业别的落差。

北部强调仪式的「内地化」，参拜神社、吃年糕、和日人一样喝屠苏酒团拜；南部则将旧历年风俗嫁接到新历，像是规定寺庙鸣钟击鼓，以让市民参拜。

北部城市里的商家随新历年休业，中上阶层、日本会社员工、教职员以及有学童的家庭，最早接受新历新年的生活作息。 但乡村却是另一番风景，吴新荣写道，1935 年的台南佳里，「在这草地过这正月，全然不出气分...... 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职员而已」。

在日本统治以前，台湾已有部分相似的新春习俗，例如贺正（在红纸写上名字）、走春、春酒。 随着日本引入新历年，又带来了新的过年仪式，包含了神社岁时祭、岁末出清、摸彩。 有些我们至今仍很眼熟，比如岁末出清、摸彩活动依然是百货商家年末主打，元旦升旗典礼、挂国旗也从日治时期保留至今。

其中，对民间最深远的影响为何？ 林玉茹认为是出游的习惯。 当时因学校放假，父母会带孩子到公园、游乐园、动物园；各种同乡会、妇女会、同学会也趁着假期聚会。 这个风气流传活跃至今，新年全家旅游、出国依然风行。

相较之下，立门松、挂草绳在台湾已不见踪影。 林玉茹将消失的仪式解读为「不具有普遍意义与价值」，她说：「农村吃饱都有问题，哪里来的门松、年糕？ 不符合生活需求的仪式自然会消失。 」

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清朝，当时台湾人会在除夕夜杀黑鸭祭神，剪纸虎涂上鸭血、猪血或生肉后烧掉，但晚清时期便不见记载。 林玉茹认为，在没有政策禁止的状况下消失，代表与人们的生活习惯脱节。

「旧历年为什么可以保存？ 因为过个好年、家族团聚、祭祖等仪式意涵太重要了。 『过好年』是为了让明年过得更好。 」

1945 年日本战败后，台湾人很快重新过起旧历年，原因为何？ 林玉茹分析，一方面是战后中华民国政府强调「去日本化」，另外，强推的新历年文化也并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

知识分子原本倾向支持更改新历，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展现，可是日本采用高压政策，反而让不少人有意识地抵抗。 但林玉茹意外发现，真正抵抗日本的中坚份子在「农村」！ 由于农、渔村按太阴历进行农耕、捕鱼，经济也难有余裕配合新历年仪式，这些底层庶民没有强烈的抗日意识，但秉持「照旧过日子」的态度，反而彰显出常民的文化固着性。

“农民称呼旧历年为「咱的年」，新历年是「日本人的年」。”

潜意识中强烈区隔不同。 林玉茹直呼：「他们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政府奈何不了。 」至于商人阶级虽较有资本，但传统结账日在年底，一时难以更改，因此商家也多习惯过旧历年。

百年后的今日，在全球化影响与商业活动的推波助澜，两度迎年已成为当代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庆生活。 尽管年轻世代热衷跨年活动，普遍过起两个新年，但林玉茹认为，具有内在意涵价值的旧历年，不会轻易消失。

本文转载自《研之有物》，一个串联您与中央研究院的科普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