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研究的六个重要课题
核心提示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缘于多种因素，是个综合性的大课题。仅是从青铜文化角度来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但是鉴于青铜器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深刻影响，如能深入研究，必将切实推动相关课题的研究。
关于早期青铜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近年来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是，笔者感到有必要在以下六个重要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中国青铜器起源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的碳14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年，其内出土的青铜小刀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在遗址的两座灰坑中还发现有冶炼铜的残渣，这表明该青铜小刀有可能是在当地生产的。但由于对林家遗址及类似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似乎未能更深入开展，至今仍不能确知马家窑文化时期是否切实已有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因此中国青铜工艺萌芽阶段的情况尚不能明确。
在中原地区，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王湾类型）灰坑中出土的容器残件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用复合范铸造的青铜容器，同一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14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前后。在同属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河南临汝煤山二期遗址中也出土过冶炼铜的遗迹与遗物，并没有发现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陶范。
在使用复合方法铸造青铜容器之前，必定有一个较长的炼铜与铸造的时段，但这方面的考古工作迄今尚未有重大进展。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国黄河流域虽已有青铜的冶炼与铸造历史，但是学界对其认识和了解有限。因此，对中国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起源的研究无疑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课题。
2.探寻二里头文化都邑
二里头文化被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视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阶段。但实际上，二里头遗址二期只有小件的青铜器物（如铃、小型工具、牌饰等）出现，而作为二里头青铜器物标志的长流、束腰、平底、三细足外撇的爵，直至二里头遗址三期时才出现，镞、戈、战斧等青铜兵器与大型夯土建筑也是在三期发现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
二里头遗址三期的青铜爵造型较为复杂，器壁厚度1—3厘米，铸造这类爵使用的复合范在组合技术上较难，要求有较好的内外范定位技术与铜液灌注技术。而较成熟的冶铸技术突然出现于二里头遗址三期，这表明青铜冶铸术很有可能是从二里头以外地区迁转过来的。在二里头遗址之外应该另有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且比较发达的二里头文化都邑存在。如果二里头文化确是夏文化，那么探寻二里头文化都邑实际也是进一步探寻早期夏文化。
3.夏、商青铜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碳14年代约为公元前1550年左右，大体已进入商代，其墓葬中已出现青铜爵与斝的组合。青铜爵或爵与斝组合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该文化主体族群（或即夏遗民）随葬礼器的基本组合形式，并与二里岗下层时期商人随葬礼器的组合形式近似。其原因或是夏遗民随顺了商人的礼器制度，或是在这一时期商人与夏遗民采用了接近的青铜随葬礼器组合形式。不仅如此，二里岗下层时期商人的青铜爵、斝、盉以及直内条形援戈、双翼式镞的形制也明显与二里头文化四期同类器物的形制相近同。
这说明约在公元前1550年左右，豫西地区两种主要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有着相近同的青铜礼器制度。从青铜器研究角度看，当时主要活动于冀南、豫北、豫中、豫东及鲁西南的商人族群与主要活动在豫西、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族群（夏人），处于同一个青铜文化圈内，有着相同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这当然也可能是先商时期的商人族群加速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鉴于青铜冶铸对二里头文化及早期商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加强对夏、商两大族群共同的青铜文化，特别是青铜冶铸遗存的考古研究，应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工作。
4.寻找支撑青铜工业的铜矿
上述包含较多共同因素的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青铜文化圈，之所以聚集于黄河中游地区，特别是豫西、豫中及晋南地区，必然与其附近有较易获得的铜矿及锡矿资源有关。寻找这一时期支撑两个王朝青铜工业的铜矿所在地，应当列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学者通过分析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与商人青铜器中的微量元素，认为矿源在长江流域甚至较遥远的西南地区。但我仍觉得位于晋东南的中条山脉地区最值得关注，这里可能是当时交通运输条件下较方便的铜、锡矿料来源渠道。现在已有一些从事冶金考古的学者在努力探研，但仍需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来证实。
5.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会否有西方文化因素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青铜爵上都带有窄长的流，这种流的形制，在中亚乃至西亚地区时间相近似的青铜容器中亦可找到。二者之间有无关系呢？美国学者胡博（Huber）曾以伊朗南部地区出土的有流器（器身像爵而无足）及类似于觚的青铜容器为例，意在探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及陶觚）的形制是否有西方文化因素。这类问题牵扯诸多方面，值得探讨。
6.商人与北方族群的青铜文化互动
商代后期，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豫中郑州地区迁至豫北安阳地区。迁移的原因虽然有诸多说法，但据武丁甲骨刻辞显示，来自晋、陕、内蒙古、冀北高地的北方半农半牧或游牧族群的东进、南下，给商人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可能是使商人决定将都城北迁的重要因素。
武丁卜辞中具体记载了当时与商人有频繁战事的北方族群，从中可以推知这些族群主要活动于太行山东西两侧的晋中、晋东南与冀西北地区，其活动空间正好与晋西、陕东北山地及冀北山地（延至辽西）的北方青铜文化诸类型相联系。这些青铜文化中有非常典型的北方式铜器，而这些器物中有一些也已发现于殷墟区域内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这也暗示了商人在此时期与上述邻近区域北方族群的频繁战争。
这些战争虽然是为争夺自然资源与人力的较量，但同时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与手段，并至少在如下几方面促进了商人青铜文化的发展：一是有銎兵器及工具的使用；二是双轮、单辕、双驾马车的应用；三是与驭马技术相关的弓形器（多为商人仿造与改造的形制）及青铜车马器的使用；四是铜镜之类借助上述北方青铜文化而与中亚地区交流所得到的生活用具。
与商人作战的北方族群，也通过战争获得了若干种青铜器物，甚至学会了块范法铸造技术。青铜文化互动，实际上也是中国黄河流域与广阔的欧亚草原区域的文化互动，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缘于多种因素，是个综合性的大课题。以上六个研究课题，仅是从青铜文化角度来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但是鉴于青铜器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深刻影响，如能深入研究这些课题，必将切实推动上述大课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朱凤瀚（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