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质官印相关问题探讨
唐代是我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留下的文物数以万计，但留下的官印却很少，以致道光年间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证》时见到“鸡林道经略使印”发出“如获珍珠船”的感叹。建国以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展开，各地相继出土了少量唐代官印，其中有一些是陶印。对于这些陶印罗福颐、沙孟海、孙慰祖、周晓陆、王翰章等先生已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关于陶印的出土地点、用途与性质、乃至唐代官印的制作机构等问题依然分歧很大。在此不揣浅陋，略作探讨，不足之处祈请不吝赐教！
出土地点的问题
由于陶印的出土地点关系到对它的性质的判定，因而历来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而通过科学发掘者仅有榆林出土的“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砖两面印、甘肃临潭县出土的“蒲州之印”以及西北大学校园发现的瓦印。后二者均出土于一般地层之中，而“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在《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中没有出土地点的记载，后在《陕西古代印章》中明确指出“榆林马河乡打拉石村周家梁唐墓出土”，从记载得如此详细来看似有所本，并非无稽之谈。但此印的出土地点疑点很多，第一，既然是墓葬出土为何未见相关资料报道，原收藏单位为何没有相关记录？第二，除此以外似无一例出土于墓葬之中。安阳（隋代）张盛墓曾经出土过一枚陶印，原报告未报道印面文字，但可以肯定不是官印，也许根本就没有文字。西安周围发现的未被盗的唐代品官墓已经很多，但均无陶官印出土，这是个孤例。另外据王富春的报道（《陕北榆林出土一枚唐代陶印》，《文博》1988年2期），此印并不出于马家梁唐墓中。如此一来关于此印的出土地点就有两说，所以，这枚陶印的出土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陶印的出土地点涉及到陶印的性质，因此渴望以后能看到更完整的报道。在没有新资料出土以前，我们仍然坚持唐代陶印出土于地层，而不是出土于墓葬的观点。
陶印的性质
最早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是印学大家罗福颐先生。他在《古玺印概论》中指出：“传世有瓦制大官印，均无钮，从文字上看出皆隋唐间物，是殉葬专用印”。近来孙慰祖先生又提出替代品的观点。孙先生指出：“隋唐官署印使用频繁，不可或缺，而铜印的铸造直至递送颇费时日，唐时行政机构及州府的更置有时有发生，故认为它属于正式官印缺位时的暂用品”（《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载《二十世纪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2000年）。唐代是否可以用官印陪葬呢？据《唐律疏议·诈伪律》规定：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注云：“写，谓仿效而作”，谓仿效为之，不限用泥、用蜡等，故云“不录所用”，但作成者，即流二千里。……此文虽写印不堪行用，谓不称印文及大小悬别，如此之类，不合流坐，从下条：造未成者，减三等。从法律规定看任何一种仿制官印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并不管是陶质还是其它材质，也不论制作的水平高低，只要是仿制官印的行为，就要治罪。因此，这些印章不可能是陪葬品。另据《丧葬令》记载：“应佩者，皆以蜡代金玉”，王献唐先生也指出：“前代追赠官爵，类用蜜印，印以蜡为之示不复用；赠官刻蜡为印，谓之蜜印”并引《令狐楚家庙碑》“蜜印累累”来证明唐代存在以蜜为印的制度。此处的蜜印可能是作为随葬品的前代官印。此外，唐代官印只称官署，而不称官职，一个衙署合用一印，官印是整个衙署的象征，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官印此时已不具备标志身份的作用。退一步讲，如果官员以官印殉葬，庶人则可以私印殉葬，但目前还未在墓中出土过唐代私印。正如周晓陆先生所说：“隋唐十余方砖印竟无一出自庐墓，笔者所知陕西省所出几方砖印全来自唐代地层，左右包含物全为当时砖瓦及生活垃圾。”（《隋公式印例说》，载《考古与文物论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三秦出版社1993年）因此，这些印章也不可能是殉葬品。
近来孙慰祖先生又提出“替代品”的观点。孙先生认为它属于正式官印缺位时的暂用品。出土陶官印上至尚书兵部，下至州县，从京师到地方都有，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它们并不是非法行为的产物。那是不是暂用品呢？需要不需要暂用品呢？答案是否定的。据《唐律疏议·杂律》记载：“诸亡失器物、符、印、之类，应坐者，皆听三十日求访，不得然后决罪。若限内能自访得及他人得者，免其罪。限后得者，追减三等。”此条律文并未明言官印丢失需用替代品，三十日内可以无印的例子在史书中有记载。相传裴度在中书省时，左右告诉他官印丢失了，他神态自若，每日仅提一下印盒，便说今日不用印，直到后来官印再次出现，才又开始用印。这虽然是用来说明裴度气度不凡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官印是可以“暂时缺位”的。而传世陶印中有“尚书兵部之印”“长安县之印”“万年县之印”“雍州之印”“乾封县之印”，这几个机构都处在长安城中，颁行新印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即可递送到达，何须专门制作替代品？再者如果假设这么多的官印都丢失了，却又为何未见有任何文献记载？试想乾封县地处首都长安，且仅存在三十余年，会发生官印丢失的事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使人难以置信的是雍州及其属县的陶印均已发现，这显然不能用“偶然丢失”后制作替代品来解释，而应是一种普遍现象。再加之陶质疏松，难以沾染印泥，而且还要在瓦面上雕刻出印面，周围还有一部分多余陶材没有除去，也极不便于钤改。观察文末所附图版，不难发现此点，尤其是云阳县印。此外，若真需要替代品，木质印比陶质印刻制起来要方便得多，使用起来效果也比陶印好，为什么要避易就难呢？因此，我认为这些陶印不可能是官印丢失时的替代品。
那么，这些陶印的性质究竟如何？近年出土于唐代圜丘遗址的石印、陶印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圜丘是古代祭天的场所，是一种礼仪建筑，赵青认为这些印章可能是祭祀时使用的“象征某种神祗印玺”。（《馆蔵唐代陶石器选介》，《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这些印章是否代表某些神祗，不得而知，但和宗教活动有关是可信的。出土的陶印均为官署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官印，据民俗学的研究，古代人们对官员及其权利象征物有着普遍的崇拜，并由此赋予其避邪的功能。因此，我认为这些陶印应是唐代官衙用来避邪的物品，因为出土于各城址中，极有可能是某些重要建筑如官衙或者城隍庙奠基时所用的镇宅之物。
唐代官印制作机构
历代官印存世很多，但关于历代铸印机构和铸印官的记载却很少。王献唐在《五灯精舍印话》中称“秦汉已不可考，惟《晋书·职官志》载，侍御史所掌有五，二曰印曹，掌刻印，为印官始见著录者。《续文献通考》载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礼部铸印局专管，迄今犹然。”未言及隋唐铸印官。清人梁章矩在《称谓录》中指出：侍御史所掌有五，其一为印曹侍御史，掌刻印，唐代移归礼部，则今之铸印局一职也。按梁、王二人的说法，似乎隋唐礼部下确有一铸印机构。今人孙慰祖先生据《宋史·舆服志》的记载也得出了近乎相同结论。然而，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呢？
《新唐书·百官志》卷46：“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尚书、侍郎之二。”再查礼部属官，并没有掌冶铸的官员。隋唐官印，每成印一方，必有冶铸的程序。尤其是焊接印，技术难度更大，若非专业人员，很难胜任此项工作，因而礼部铸印的可能性不大。从“（少府）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来分析，当时的能工巧匠多属少府监，我认为铸印官不设在礼部，而在少府监。
《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少府监：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掌冶署：掌冶令掌镕铸铜铁器物。”《新唐书》《大唐六典》所记略同，不俱引。官印正属百官仪物，应属少府制作的范畴。这一点和晋代印曹侍御史有一定的渊源，印曹侍御史原也属少府系统，后来御史台独立，少府变为工官，不再有行政权。
孙慰祖引《宋史·舆服志》以说明唐代礼部下有铸印官的说法同样有些疑问。《宋史·舆服志》称：“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悉令温柔重改铸焉。”但同书又称：“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具体到北宋，据《文献通考》记载：“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效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至宋高宗时，“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因而宋印刻款中有少府监造和文思院造两种（见《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所收拓本）。
礼部和少府监在官印制作方面是如何分工的呢？从礼部的各种职掌来看，均是制定相关制度，并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因而二者的关系应是礼部定制度，如尺寸、材质、钮式、文字等，少府监负责按要求制造。简而言之，礼部掌制度，少府掌制做。关于二者的分工，神宗熙宁五年诏书说的很清楚，诏曰：“内外官及溪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宋代属少府监，宋承唐制，唐代属少府监应不会有错。且魏晋时的印曹也属少府，隋唐也不应例外。
关于这一点，宋以后的官印刻款中多有铸造机构一项，这为探求铸印机构的变迁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宋代为“文思院”和“少府监”两种，金代官印刻款早期多为“少府监”，但在宣宗南迁开封之后，则多为“行宫礼部造”“内少府监造”。元早期官印有称“少府造”者，其后便称“中书礼部造”了，是在礼部下专设一铸印机构——铸印局，明清延续元朝的制度，但仅称“礼部造”，而不称铸印局造。
由以上所叙可以看出，铸印权由少府转归礼部的时间大约在金末元初。金宣宗南迁后，因少府监人数过少，不再单独成为一衙门，附于礼部，因而有时称“礼部造”，有时称“内少府监造”。元朝建立初期，仿金人旧俗，在礼部设铸印机构，明代正式成立铸印局，清代沿用。(中国文物信息网 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