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民族主义膨胀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至今已15年有余了。围绕导致发生这一20世纪重大事件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主要想评介俄罗斯学者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言论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并作些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这里说的民族主义，指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主要民族的反俄罗斯统治的主张；部分地也指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少数民族反俄的、要求独立的情绪。笔者注意到，某些俄罗斯学者在谈到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时，很少谈到民族矛盾问题，即大俄罗斯主义所造成的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问题。这些学者说，苏联解体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这里的“民族主义”是贬义词。这些学者中有的人认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是加盟共和国中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是加盟共和国的统治集团，是该加盟共和国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与此相关，频频出现了一个名词——Этно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意指民族官衔等级制度或民族官僚阶层。与此相联系，有的学者甚至对列宁坚持的民族自决权提出了异议（В.К.沃尔科夫《民族官吏阶层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这种观点明显是把苏联解体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苏联境内俄罗斯联邦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
出现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观点是有其原因的。原因之一即是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长期抹杀客观存在的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鼓吹民族问题在苏联早就得到了完满和彻底的解决，几十年来未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危害性进行过批判。苏共中央的机构设置也取消了有关民族问题的部门，只在科学院系统保留了民族学研究所。
还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冷战和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他们指出，冷战造成的长期的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加深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他们特别强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各类思想政治中心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刊载在《明日报》（Завтра）2001年第17期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在西方的压力下，我们这边出现了心理防线被摧毁的现象。西方的强大的‘第五纵队’在苏联得以组建。西方成功地在我国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使许多居民走上叛变祖国的道路。”这种观点在苏联的军队干部中似乎比较普遍。例如，早在1998年，一位克格勃将军西洛金就说过，所有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以来的重大的造成社会震荡的事件，无论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还是1993年10月的“炮打白宫”事件，都是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的计划，而这一计划目的就在于肢解苏联。（见《对话》[ Диалог ] 周刊1998年第6期）
和这种观点相联系的还有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给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并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尤其强调波兰瓦文萨上台和东德消亡的影响。不同意此类观点的学者指出，早在东欧巨变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对苏联来说已无利益可言，只能是一种负担。关于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早在1982年分析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的局势时就曾讲过。至于讲到来自西方的压力，从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就没有消失过；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他的“新思维”主张，对缓和国际形势起了作用。况且，众所周知，来自外部的压力只有通过内部的演变才能发挥作用，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笔者认为，如果说２０世纪90年代上半叶由于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震撼尚未过去，学术界呈现出某些混乱、浮躁和不够深思熟虑的现象，导致了许多偏颇观点的诞生的话；那么，近些年来，这些现象已经少得多了。已有更多的学者静下心来进行认真地研究，对问题的思考也深刻了许多。在探讨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例如，其中有一篇长文就很值得注意，题目是《苏联因何而解体？》，发表在《祖国历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 ) 2003年第4期和第5期上。作者是罗伊·梅德维杰夫( Ро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 )。可能大家会记得，他曾经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出版过《让历史来审判》等批评苏联阴暗面的著作。我国２０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梅德维杰夫于２０世纪80年代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并积极地投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关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的看法，笔者想结合梅德维杰夫和其他几位俄罗斯学者的文章和谈话来作些分析，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不能不谈到苏共的崩溃。因为苏共不仅是苏联的执政党，更是苏联的缔造者。一个国家的巩固，不仅要依靠共同的民族命运和传统，还要依靠共同的意识形态来维系。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尽管党员人数众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却越来越薄弱，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信仰无所依托。梅德维杰夫认为，尽管有导致苏联解体的多种因素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作为国家的执政党，没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和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干巴巴的教条，致使苏联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失去信心。梅德维杰夫还特别指出，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是思想家，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理论，他提出的“新思维”也没有什么新意。
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比如勃列日涅夫虽然也不是思想家，但他有一个以苏斯洛夫为首的理论参谋部主持意识形态工作，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这样的参谋部。1987年年中以前，按苏共中央的分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原本由利加乔夫领导，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给利加乔夫增加了领导农业的担子，而雅科夫列夫则被分工和利加乔夫共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不想两人观点不同，经常争吵，影响到工作的开展。1988年秋，雅科夫列夫被派去处理国际事务，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瓦季姆·梅德维杰夫。据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这个人刚当上政治局委员不久，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学者型的人。而当时苏联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已很严重，各种思想纷纷出笼。但无论是瓦季姆·梅德维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更谈不上控制局面。
讲到苏共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不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少人把解体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谢尼亚夫斯基。这位学者2006年9月访华时曾当着笔者的面和另一位学者激烈争论，他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削弱了苏共，才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以政治改革为名行剥夺苏共权力之实，视苏共的各级组织为改革的绊脚石。重提“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更是从组织上使苏共瘫痪，这是对这一“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的亵渎。言谈之间，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溢于言表。
俄罗斯曾有一个名为“持社会主义见解的俄国学者”的组织，甚至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有意识地进行“一场缓慢的反苏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些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推进俄国的民主进程起了作用，如莫斯科亚非学院的贝斯特罗娃教授等人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戈氏的改革是不公平的，早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苏联就危机四伏，已经是个重病人了。戈氏是想救苏联而不是想推翻她。罗伊·梅德维杰夫对戈尔巴乔夫作用的评价，既不同于某些人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也不同于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要斯大林来负这个责任的说法。他的基本看法是，苏联的危机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得到根本的克服。苏联大厦的基础和结构是不牢固和不稳定的。在改善经济生活方面，人民大众长年的期待也没有结果。他接着指出，多次危机削弱了苏联。
自“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来，苏俄和随后成立的苏联先后经历过四次危机。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挽救了这次危机。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底，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推进而蔓延。这次危机不是靠经济成就和政治改革来克服的，而是用大规模的镇压渡过的。第三次危机出现在斯大林逝世后，是靠对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职员和知识分子做出的大量让步才勉强克服的。第四次危机出现在２０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一次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危机。它的出现同苏联官衔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意为苏联时期由上级任命的官员名录。由于官员一旦进入了这个名录就享有种种特权，同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再脱离官场，因而，此名词的含义常被引申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等等）精英的蜕变与老化密切相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部分也是为了克服这次危机，但他没有成功。就好比一座大厦基础不稳，如果只顾加高层次，结果只能是不堪重负，难逃轰然倒塌的命运。苏共的各级机构因“改革”瘫痪了，又缺乏新的权威性的政治力量来领导，匆忙设立的总统制权力机关又未能真正运作起来，加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明确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纲领，这样，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遭到失败便在意料之中了。在此期间，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干扰日渐明显。因而，罗伊·梅德维杰夫指出：实际上，早在苏联解体以前一年，苏联就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了。
罗伊·梅德维杰夫还分析了戈尔巴乔夫主政后的政策。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的工作侧重点没有摆正。他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抓错了改革的重点。因为戈氏没有花大力气去改善群众急切关心的经济生活、物质条件需求状况，而是大张旗鼓地抓反酗酒运动、上班迟到早退等问题。第二年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加速战略”，优先发展机械工业。罗伊·梅德维杰夫写道，放着人家的成功经验不去学，如匈牙利卡达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的经验，还有中国邓小平的改革经验，都说明只有让人民大众真切地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革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的比例更加失调，是不得人心的。作者举了1989年苏联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为证。调查表明：超过60％的被调查人在回答什么是第一位急需解决的问题时，指出是必须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只有15％的被调查者回答要求扩大政治权利；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时，40％的被调查者回答是物质的富裕，30％的人回答说要振兴农村和农业，有25％的人说要公正，不要有特权，18％的人说要有民主。
罗伊·梅德维杰夫也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特别提到了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梅氏认为，苏联长期在培养治国人才和政治干部方面明显滞后。几十年来，苏联曾培养出了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出色人才和领导干部，在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人才济济。但是，在造就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方面却是少有建树。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再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方面的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戈尔巴乔夫上任，他身边已经没有像科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金诺夫这样的干部可以共事。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主持会议讨论工作时缺乏民主作风，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善于集思广益。笔者还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干部政策是以频繁撤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为其特点的。在戈氏当政的6年零9个月里，干部换班如同走马灯一样，其中既有为推动改革而实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权利之争的党同伐异，还有面对反共势力进攻时的主动溃退。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多次强调“对改革的态度……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然而，戈氏的改革毫无章法，使干部往往无所适从，不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对戈氏改革的路线心存疑虑的干部被作为“保守势力”撤职，从而给苏共造成很大的损失。从1985年3月戈氏上任苏共总书记到1990年7月召开苏共28大，不到6年的时间里苏共中央总共被动了5次“大手术”。每次中央的人事变动，都伴随着高、中级和基层干部的大换班（见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应当说，苏联的解体和干部队伍的涣散不无关系。
苏联解体虽然已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仍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包括俄罗斯学者）会有更多的感悟，并总结出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