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辰：“野人”研究或揭示人类起源之谜

（蜘蛛网eeook.com）据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就关注“野人”。30多年来，只要神农架有风吹草动，他就争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是什么让他坚持往返于北京和神农架之间30余年？“野人”考察对他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或牵涉人类起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什么关注“野人”？

王方辰：“野人”是大众的俗称，不太准确，学术研究中一般将其称为“人形动物”。但是“野人”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后来也就约定俗成了。

我开始关注和从事“野人”考察是在20世纪80年代。30多年过去了，与“野人”爱好者自费考察研究早已成为我的一项业余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由热衷、痴迷到客观、冷静。有没有“野人”、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野人”已经不太重要。应不应该有、可不可能有反倒是我更关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探索“野人”的意义。

王方辰：起初，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到底什么是“野人”、“野人”是什么样子、传说的“野人”真的会吃人吗、有多少人亲眼见过“野人”等问题上。随着接触的增多，我逐渐认识到，“野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或许牵涉人类起源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汝康在其《古人类学》一书中说，在600万年前，人与猿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学者为我们描述了这么一幅清晰的进化图：南方古猿非洲种进化成能人，进而进化成直立人，进而成为智人，进而成为我们——现代人。

根据进化理论，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进化过程中不可能出现长时间的断代，而是一代接一代、一环扣一环地延续。通俗地说，也就是繁衍的家谱一定是太爷、爷爷、父亲、本代、儿子、孙子……这样连续演化的。在现实的从猿到人的进化链中，如果将现代人作为本代，当今的几种类人猿与人类相距较远，勉强可作为人类祖父母辈，那么恰恰缺少了父母辈的重要环节。如今，猴子、猩猩都还有庞大的种群，这些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太爷”、“爷爷”辈的远祖都还活着，父母辈的近祖去哪里了呢？

如果把地球生命起源历程看作24小时，那么人类的诞生仅仅是在最后2分钟。最后出现的物种其历史应当最清楚，证据应当最完整，但现实恰恰相反。考古学家可以发掘出6000万年前完整的恐龙化石，可以发掘出数亿年前的鱼类化石，甚至连微米级的植物孢子粉都能找到很多种，但相对更接近的猿人化石偏偏非常少，早期的人类化石就更罕见了。

达尔文曾说，在联系现代人类与其最近的亲族之间的链条上，尚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因而，传说中的“野人”因其近似于人，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希望能够通过研究“野人”填补这一空白。

如果真能发现传说中的“人形动物”，它的学术价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野人”对研究人类起源来说很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少从形态上看，传说中的“野人”比猩猩更像现代人类。从它们身上，我们或许能找到很多新的线索。当然，也只有找到“野人”，才能了解它究竟是不是人类的祖先，跟人类的进化有没有关系。无论它与现代人有关或无关，我们对人类的起源总会有更新的认识，这正是我们努力探索“人形动物”之谜的科学意义所在。

 “野人”研究趋向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目前“野人”研究的难点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突破。

王方辰：“野人”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活体。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如毛发、脚印等来分析。未来，“野人”研究将朝着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方向发展。比如，在“野人”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布置遥感红外相机，通过高科技手段来摄取“野人”活动录像；在无人飞机上搭载红外热成像仪，从森林上空扫描地下有没有类似人的大型灵长类动物。一旦发现目标，无人飞机就会把目标的经纬度传送到控制中心。

多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这一现象。不管今天还有没有活着的“野人”，哪怕仅仅是主观上的一些推测，或者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野人”考察也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希望社会能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野人”考察活动及“野人”研究者，希望民众能从舆论上、社会环境上支持考察和研究。当然，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志愿者、来自更多学科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