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科学家完成《中国植物志》

    国际学术界亦将之视为植物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志书出版次年，著名科学杂志《科学》刊文指出，“由中国植物学家完成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植物志的规模可与之相比”，“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了解世界植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经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半个世纪的全力以赴“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

    旷世巨著的背后，是我国四代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呕心沥血。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老一辈植物学家就开始采集植物标本，收集文献资料，研究专科专属。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研究人员钟观光，曾先后到全国各省区采集植物标本十几万号。

    1934年，胡先骕先生等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设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在标本、文献资料、经费、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1956年，中科院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正式将《中国植物志》列入规划项目中，并在1959年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陈焕镛任主编，此后，林鎔、俞德浚、吴征镒等先后历任主编一职。

    同年9月，第一本《中国植物志》（蕨类）面世。此后，来自全国数十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四代植物学家312人、绘图人员167人前仆后继，加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研。

    一部《中国植物志》不仅记载了中国的植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风骨。

    “研究植物学的人是需要跑野外的。3万多种植物里，有1万多种是中国的植物工作者用脚板‘发现’的。”第四代科学家、50岁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彭华向记者回顾了在野外工作的艰苦。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彭华每年都要到云南省无量山地区采集标本，在山上住在最近的农民家。有时候横穿山，就要请农民做向导，走个两三天，带着干粮在山上露宿是常有的事。彭华有时要自己背着20多公斤的标本夹、采集用具、睡袋、食物从一座山翻向另一座。

    最苦的还不是这些。彭华说，蚊虫叮咬，是司空见惯的事，最可怕的是云南热带蚂蝗多得铺天盖地，每次从山上下来，能从身上清出二三十条蚂蝗。有的蚂蝗耐不住体温升高死掉了，有的还在吸着血，有的刚爬上去。“在山上根本来不及清理，老是清理就没办法采标本了。”

    第三代科学家、80岁高龄的李锡文有过更为惊险的历程。

    在55岁被评为研究员前，李锡文经常是一年中最少半年在外。李锡文总结，在野外采集有“三怕”：巨型的蟒蛇；像一个土堆一样的蚂蚁群；吸血的蚂蝗，咬过后血流不止。

    在版纳地区，李锡文还遭遇一种马鹿虱子，叮人特别厉害，一咬就肿一大片，李锡文身上已经永远地刻上了“一枚野外采取者的勋章”，“那是1971年咬的，差不多40年了，至今还有一个疤痕，里面还是一个硬块。”

    作为《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吴征镒院士常常感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