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猛禽的帮助可能会造成不适当的依赖行为
2008年1月4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前往怀柔救助一只受伤的秃鹫。秃鹫展开双翅可达到3米。
人类对猛禽的帮助可能会造成不适当的依赖行为，如果把它们放归野外，它们就可能对人构成威胁，而这种威胁多半是由于误会造成的。
在北京二环和三环之间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一排闹中取静的绿色铁皮房子，里面设置了人造草皮和栖杠。有的房间暂时空着，有的房间里站着一只金雕，或是游隼。它们都正在接受康复治疗。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再次回到野外了。
这里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有的时候，把猛禽养作宠物的人发现它们因为不适应平地上的生活而生病，无奈把鸟送到这里来。还有些情况是小鸟坠巢，捡到的人不知该如何处理，便找到这里。
猛禽形态各异，在地球上的分布也很广泛。仅仅在中国，就有包括猫头鹰在内的84个种的猛禽，占到了世界猛禽总数的20%多。
由于猛禽与人类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以及它们独特的需求，保护工作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历史上，猛禽被用来当作宠物，或者是被狩猎者利用，这就鼓励了人们去从窝里偷那些幼鸟，然后在市场上销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中国项目主任华宁说，每有一只活着出现在交易市场上，就意味着有10只鸟在途中死掉。同时，饥饿的猛禽有些时候会攻击人工养殖的鸭和鹅，而为了保护这些家禽，养殖者可能会射杀或毒死猛禽。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人类有着复杂关系的猛禽的数量正在减少。
甚至是执法人员，在查没活体的猛禽之后，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们，甚至将两个不能放在一起的猛禽放在一起，导致它们互相掐架。还有一些热心的个人和团体因放飞方式不当，导致猛禽反而被摔骨折。
中国的研究者中很多将精力放在了对鸟类宏观的迁徙，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之上，而对个体的发展和行为的研究却很少。如此一来，许多对鸟类行为的理解只能靠救助中心的康复师通过日常经验获得，比如鸟类的“印痕行为”。
印痕行为
对于鸟类来说，印痕行为是其成长过程中一个自然存在的阶段。一只处于这个阶段的幼鸟，会与它身边存在的事物形成关联。很自然地，它们会与它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自己的领地产生印痕。有时候，它们会错误地印痕于其他动物、其他鸟类，或是人类。
事实上，印痕行为也会发生在猛禽身上。如果它们是在人类环境中被养大的，它们可能会不适当地对人类产生印痕。就像小鸭子把宠物狗当成妈妈一样，这些产生了不适当印痕的猛禽可能会跟着人走。这造成的结果是，它们最终可能被送到猛禽救助中心。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康复师唐国梁说，自中心建立以来，只发现了三起不适当的印痕行为，全都是与草原雕有关。它们都是从小被人类饲养的。
不适当的印痕行为是罕见的，因而也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卡斯卡底猛禽中心（Cascades Raptor Center）执行主任路易丝·施美尔（Louise Shimmel）有一次收到了一只被遗弃的会尖声叫的小猫头鹰。送来的人说，一天前把一棵树砍倒之后在窝里发现了这只小猫头鹰。施救者走了之后，施美尔打开装着猫头鹰的盒子，那只小鸟就立即跳到了她肩膀上。
“我把他们叫了回来，问他们‘你们究竟养了这只鸟多久’。”施美尔回忆说，“施救者回答道：‘哦，你怎么知道的？’”施救者很快就承认，他们实际上把这只小猫头鹰当作宠物养了几个星期。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几个星期正处于这只鸟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因而它对人类产生不适当的印痕。
不幸的是，当一只猛禽长大以后，它可能比它的“人类亲属”更大更强壮，可还是依赖于人类。如果把它们放归野外，这样的鸟就可能对人造成危险。“它们饿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向人类求助。”英国国际猛禽中心主任杰迈玛·帕里-琼斯（Jemima Parry-Jones）说。而体形巨大、力量强大的鸟类，比如秃鹫和鹰，“乞食的时候不总是文雅的”，她补充说，“它们可能有点逼迫感，这可能让人以为被攻击了，而事实上你只是遇到了一只正在寻求帮助的、饥肠辘辘的鸟。”
澳大利亚猛禽救助组织“地球翅”（EarthWings）的康复师南希·唐（Nancy Tang）解释说，当那些不适当印痕的鸟长大以后，它们还可能把人类当成潜在的配偶。“我们遇到一些案例，尾巴呈楔形的鹰出现了不适当印痕，它们来自澳大利亚偏僻而人口稀少的内地。然后当一只鸟到了性成熟的阶段，就突然开始想要与人类嬉闹。”她说，“那情况就是，在鹰看来是打情骂俏，但对人来说就是严重的身体伤害。”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收救的鸟中有30%是幼鸟，为了避免这些鸟在救助过程中产生不适当印痕，康复师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包括伪装。“工作人员用其他材料，纸壳也好，或服装也好，把人遮盖住，以便没有任何人的特征。然后通过做成鸟的形状的手偶来给它喂食。就是让它看到的是一个同类的形象，给它喂食。这样就减少可能的印痕行为的发生。”唐国梁介绍说。
驯鹰者
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200年，中国的贵族就开始接受作为礼物的猎鹰。史书也记载了至少从公元前680年开始，中国就存在训练猎鹰的行为。不过，中国自1989年颁布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猛禽被列为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驯鹰行为也就成为非法。
“所有猛禽都是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个人饲养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国外可能会有区别，像英国和美国，会有合法的团体。但实际上它会有严格的体系来监管这些人，包括动物的来源、饲养方式等等，会非常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执照去做这个事情。”唐国梁说。
对于训练猎鹰的行为，猛禽康复专家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与驯鹰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澳大利亚像中国一样在1970年代就从法律上禁止了驯鹰。然而，这一行为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仍然是合法的，包括中东、英国和美国。令人惊讶的是，驯鹰者并不一定就是猛禽康复师的敌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唯一从事猛禽康复工作的人就是驯鹰者。”帕里-琼斯说。与此相似，澳大利亚猛禽康复专家唐也指出，在宣布驯鹰业非法之前，不够专业的康复师经常带着受伤的猛禽去驯鹰师那里寻求帮助。
“就像任何一个领域。”施美尔解释说，“有好律师也有坏律师。有好的野生动物康复专家，也有糟糕的野生动物康复专家。与此相似，有一些驯鹰者是我们深爱的，也有一些驯鹰者是我们希望从地球上消失的。”
反直观
每年夏天，都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最繁忙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正处在幼鸟孵化的阶段。许多幼鸟会从巢中掉下来。“很多人看到野外有只幼鸟在地上的时候，会出于好心把这鸟带回家去养。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把鸟留在原地是对它最大的帮助。因为成鸟会继续照顾它。人通常意义上觉得好心，去照顾这小鸟，可能实际上适得其反。”唐国梁说。
实际上，猛禽的行为与保护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人们的直观感觉。
“人们常常会因猛禽做父母时所表现出的温柔而感到惊讶。”帕里-琼斯说，“如果看到一只身形巨大的虎头海雕把爪子拢成球形，以便能够温柔地从蛋上或雏鸟身上走过而不抓伤它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很惊讶。”
大多数的康复工作都是在公众看不到的幕后完成的。结局并不总是幸福的。人类计量生活的方式有别于动物，卡斯卡底猛禽中心康复主管劳林·休斯（Laurin Huse）说，“我想公众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野外，每一个生命都是另一个动物的午餐。”她说，“对于野生动物来说，有些事情比死亡还要糟糕，这些事情中就包括囚徒式的生活方式。”
当康复了的猛禽被放归野外，它们为了生存会杀死其他动物，这个事实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地球翅”的唐也同意这一点。但猛禽康复师们强烈地感到这些动物也像其他动物那样需要成为保护和康复工作的焦点。
“我可以到野外去，放归一只康复了的猫头鹰。一个星期以后，它就可能杀死并吃掉一只濒危的环尾袋貂。”唐说，“这是好事吗？好吧，从袋貂的角度看这不是好事。但是我一旦放归了那只鸟，它的行为就不取决于我了。在野外，健康的被捕食的群体与健康的猎食群体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华宁看来，对动物的保护并不是意味着将它们圈养起来。这也是北京猛禽保护中心与中国许多其他动物保护中心的重要区别之一。通常情况下，伤病的猛禽只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就会被放归野外。“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要保障它的福利。”华宁说，“对于野生动物，要保障它有足够大的空间，远离人类，也包括让它可以自由地去表达它的行为。”
南方周末 黄永明 特约撰稿 格雷丝·沃伦（Grace War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