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出世150周年
理性后天获得无法遗传
人类能进化到今天的优秀和强大，胜过一切其他动物而统治着整个世界，是因为我们获得了理性，即认知世界、概念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改造环境的能力。动物学研究表明，其他动物如灵长目也有初等的认知、简单的思维和粗浅的推理能力，但都不如人类的能力那么强大、系统和深刻。只有人类具备理性思维和行为能力。
人的理性包括感性认知，学习记忆，思维推理和智能创新四部分。
感性认知是通过观察和接触，认知周围事物的特征性属，形成概念，区分类别，认清其相互关系。动物认知食物和猎物，鼠见猫逃窜等，多是先天遗传技能。除高级灵长类外，都不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经长期训练也不成。学习记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发达的大脑是浩瀚记忆力的物质基础。符号语言和文字是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积累和传播知识的手段，是人类独有的后天习得的技能。能根据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推论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良好的悟性，探求真理的勇气和为集体利益的献身精神使人类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创新智能。伟大革命事业的成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条件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等都是人类智能创新的产物。
理性是后天获得的能力，灵敏的受感器官，可靠的神经系统和强壮的大脑等是理性的物质基础。生物学公认后天习得的性状和能力不可能遗传子代，至少短期内不能。每代新人的理性要从头学起，靠社会文化（制度、习俗、道德、风尚）和教育塑造而成。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教育制度的完善是培育公民的良好品德、优越智慧和坚韧的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没有先进文化的陶冶和良好的教育而指望天赋予睿智美德是与科学规律相悖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观念、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人的理性是从社会文化中，即群体的经验、知识和习俗中通过模仿、传播、学习和教育获得的能力，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生来即孤单孑立与社会隔离的人无理性可言，连语言都不可能掌握。考古发现，人类文化于新旧石器交接时代（1万年前）发生了急剧进步，称为“文化大跃进”，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文化革命，在5000年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开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200年内就扩散到全球。一场革命可在数十年中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一项新的发明创造数年内就能普及到全社会，改变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正确把握人性天道
20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就都提醒我们，人类不应该陶醉于自己智能的增长，思想的进步，科技的成就和对自然界的某些胜利，绝不要忽略人的动物性这个本质。不管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即使走出了地球，登上了月球，也可能造访火星，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躯体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产生于和存在于自然界。人类是地球上30多亿年的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我们已彻底适应了这个自然环境，每一滴血、每一种行为、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理论、每一种主义都是这个自然界的产物。人不能成仙，自然界不能超越，更不能破坏，否则就是人种的衰微、死亡和灭绝。航天科学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宇航员要飞往地外星球，飞船上必须有类地的人造环境，否则就必死无疑。
人类的生物性本质和其他哺乳纲动物，即真兽类是共同的，科学界通称为动物性或兽性 （Animalism或Therium）。古人以“禽兽”当恶骂，“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有如“鬼魅”、“恶魔”，文学夸张而已，并非物名。正名时就有“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尔雅·释鸟》），灵长目动物也都是兽，并无贬义。人本四足而毛，叫“裸猿”，誉兽无愧，庶几有助于把人从自封的神坛上请下来，归乎自然。
20世纪末分子遗传学又发现人还有虫性遗风。人的基因中有100-200个与细菌相同，与线虫、昆虫、珊瑚虫等有共同的祖传基因，有的重叠高达40%。“古人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鲁迅：《华盖集》）。总之，“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性和兽性在程度上的差别”（恩格斯：《反杜林论》）。
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称为兽性，则人性等于兽性加理性。兽性来自遗传，基因万年笃守，千年不见有变。理性获自文化陶冶和教育，随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而迅速变化。近代生物进化学者们一致认为，兽性难改，理性的可塑性却很大。文化、科学和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机杼。即使人的兽性万年不变，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总在提升着人的理性，增益着人性的光辉。
后天获得的理性，如科学、文化能否影响人的兽性进化？科学界仍有争论。20世纪生命科学主流仍然否定法国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的获得性状”可遗传后代的理论，认为缺乏实验证据。多数人认为，科学文化的进步会影响甚至操纵人的遗传特性，如优生优育、基因修饰和治疗，使后人免疫能力更强，变得更健康，更聪明，那是可能的，有的已经实现。
后工业社会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倚重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自然规律”，这是社会、文化对人类遗传性能影响的典例。然而要想脱离人的生物学基础，超然物外，把人变成妖怪或神仙，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窃以为，跨科越界了解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新成就，理解人的生物本质、理性进步的必要条件和能达到的高度，对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正确把握人性天道，汲取史鉴，理解和建设以人为本的理性社会都绝对重要。
相关链接 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31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作了5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经过20多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此,他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
达尔文面对的 三大难题
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环境的选择下，逐渐地发生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旧种和新种之间，在旧类和新类之间，应该存在过渡形态，而这只能在化石中寻找。但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标本。
第二，是地球的年龄问题。既然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达尔文认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亿、十几亿年。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汤姆逊（即开尔文勋爵，一个神创论者）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只有1亿年的历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2000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对于物理学家的挑战，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我们今天已知道达尔文是对的，而汤姆逊算错了，现在的地质学界公认地球有40多亿年的历史，而至少在30亿年前生命就已诞生。
第三个困难是最致命的：达尔文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当时的生物学界普遍相信所谓“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这似乎是很显然的，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子女的肤色总是介于黑白之间。汤姆逊的学生、苏格兰工程师简金据此指出：一个优良的变异会很快地被众多劣等的变异融合、稀释掉，而无法像自然选择学说所说的那样在后代保存、扩散开来，就像一个白人到一个非洲黑人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以后他的后代就会完全变成了黑人。达尔文虽然从动植物培养中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但是他没有一套合理的遗传理论来反驳简金。达尔文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也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在达尔文逝世（1882年）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
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孟德尔在1865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
来源：文汇报 宋牮
